大約十年前,我在日本出差,目的地是北關東地區的一個工業港。清晨,在東京上野站乘高速列車出發之前,在便利亭買瞭份當天的《讀賣新聞》晨刊,準備打發一個半小時的車程。列車一起動,我把座位調節到最舒適的角度,便讀起報紙來,副刊上的一篇隨筆險些讓我把剛喝下去的罐裝咖啡噴出來。
古代朝貢船(資料圖)
笑點是隨筆開頭的一個段子,大意是說在某國召開一個關於大象的國際論壇。結果,俄國學者提交瞭一篇論文,題目很意識形態化:《大象與無神論》;德國學者的論文最學術:《論大象族群的生活習性、文化哲學背景及其歷史的起源》;美國人很商業,論文題目是《大象作為產業的盈利模式及潛在市場的分析》;浪漫的法國人不著調,論文是《大象的愛情生活》;彼時經濟持續低迷,陷於危機邊緣的巴西學者難掩內心彷徨,他們關心的是《大象向何處去》;最搞的是日本學者,論文題目是《大象如何看待日本》。當然,文章是日本作傢寫的,頗有些拿日本人開涮的味道。但客觀地說,世界上確也找不出第二個民族,像日本人那樣如此在意外部世界如何看待自己的問題。去海外的日本人,在當地待人接物,如果知道對方曾去過日本的話,他會很興奮,但接下來的第一個問題,一準是:你對日本的第一印象如何?無論官員、庶民、學者、商人,屢試不爽。
日人的這種根性,一般會被認為是不夠“坦然”。你很難想象一位大大咧咧的老美會小心翼翼地問你對美國的看法;歐洲人有多元價值和文化上的自信,一個法國人覺得根本無需對老外吹噓盧浮宮和“左岸”文化,因為,作為一種至高至純的藝術,它就擺在那兒,誰都無法無視它;中國人大多對國內狀況有各種各樣的不滿,可唯其如南投電動床此,他們心態似乎更加“開放”,更關註外部世界,好不容易德國電動床逮著個老外,說不定上來會向人傢咨詢移民事務也未可知。那麼,日本人這種內心有些糾結、磨磨唧唧的“不坦然”的根源何在呢?日本文化學者內田樹(Tatsuru Uchida)指出,是一種根深蒂固的“邊境”心態使然:這事俺們說瞭不算,要從別人的嘴裡說出來才算靠譜,誰讓俺們是“打起點上就落後於人”的“邊民”呢?
所謂“邊境”(Henkyo,日文中有時亦寫為“邊疆”),權威的《廣辭苑》的解釋是“離中央很遠的國界、國境,或者指那樣的地方”。盡管這個語匯包含地緣政治上的涵義,但主要語感還是文化上的,指偏安一隅的、邊緣化的狀況(或地界);“國界、國境”中的“國”,雖然不排除地理、政治和國際法意義上的國傢,但在不同的語境下,也有“故裡”、“鄉土”的意味。譬如,川端康成的名作《雪國》中經典的開篇——“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,便是雪國瞭。夜空下一片白茫茫。火車在信號所前停瞭下來……”其中,“縣界”的原文,用的便是“國境”。內田認為,地理學、地緣政治學意義上“邊境”的定位,對日本人特殊的文化心理的形成,起到瞭某種深層次的決定性作用:“‘邊民性格’已經深刻地寫入日本列島住民的民族同一性中。而這種民族同一性的特征,就是對‘自己不具有從零開始創造制度的能力(制度都是從外部引進的)’這種無能的自覺。”
既然“邊境”是一個偏離主流的、邊緣化的相對概念,那麼便有雄踞價值核心的、主體性的存在;反之亦然:有威儀四方的天朝價值體系,才有所謂“邊境”的概念。內田給出的定義是:“‘邊境’是一個與‘中華’相對的概念。隻有在‘華夷秩序’這個宇宙論當中,‘邊境’的概念才有意義。”於是,兩千年來,泱泱帝國,有天下而無世界,靠由近及遠、疏而不漏的朝貢體系,向“東夷”、“西戎”、“南蠻”、“北狄”等“邊境”地帶輻射天朝的“德政”,有效地維系著“華夷秩序”。日本作為“東夷”中偏遠的一支,雖隔山隔海,但仍被天朝的“王化”之光所照耀,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被中華皇帝(魏明帝)正式冊封,獲“親魏倭王”的封號,而免於淪為黑暗的“化外之邦”的命運。
然而,日本竟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,到底暴露瞭其難電動病床價格以同化的“蠻夷”本性:據《隋書·倭國傳》記載,大業三年(公元607年),聖德太子派遣特使小野妹子訪隋,遞交一紙國書雲“日出處天子,致書日沒處天子,無恙”。乃至(隋煬)“帝覽之不悅,謂鴻臚卿曰,蠻夷書有無禮者,勿復以聞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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